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安全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文章深入分析全球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深层变化及其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挑战，指出面对全方位复合型安全威胁，中国应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继续践行和平发展理念，扩大国际“朋友圈”，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实现稳定发展。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顾问，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 ，文章来 源于《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年第5期。

当今，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竞争升级，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经济复苏进展曲折缓慢，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带来的竞争空前激烈。与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政治、经济趋势同步发展的，是国际安全格局出现的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的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安全格局走向多极化。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作用，比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如欧盟、东盟）要大得多。而与此时亦趋同步的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全方位、复合型、多层次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需要构筑复合型的战略思维予以应对。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牢固树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观，以做好国内的事情为重。应善于利用中美关系稳定、维持经贸领域对华合作的积极因素，扩大中国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扩大朋友圈，缩小对立面，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竞争升级，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经济复苏进展曲折缓慢；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趋势明显；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带来的竞争空前激烈。全球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显著增加，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苏联在 1991 年解体，冷战时代正式终结。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席卷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进了朝向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变革。各国相互开放，经贸关系和市场联系不断深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一方面，国家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主要国家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冲突相对缓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合作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得到改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另一方面，2001年的“9·11事件”和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凸显了所谓“文明冲突”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得到西方支持的东欧、中亚一些国家的“”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破坏了地区稳定。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主要经济体，暴露了资本主义发展失衡所产生的深层社会矛盾。在美国，经济泡沫被戳穿，两党政治走向极化。右翼发动了“茶党运动”，左翼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从奥巴马执政到特朗普上台，积重难返的阶级矛盾被族群冲突和身份政治所掩盖。美国“民主灯塔”黯然失色，统治集团企图诿过于外。

由“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引发的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严重冲击了欧洲安全和社会稳定。2016年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逆转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族群、教派矛盾同阶级分化相交叉，且国内动乱和地区冲突又相交叉，加上一些西方国家的外部干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遇到了很大阻碍和冲击。2020-2023 年的新冠疫情，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公共卫生危机，全球治理体系经受了严峻考验。

上述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说明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暂时稳定已经被愈来愈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取代。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需要应对八个方面的外部挑战。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全球范围的收入分配失衡，国家之间、各国内部的贫富悬殊扩大。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由族群、教派身份认同界定的政治斗争，在许多国家愈发激烈，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网络信息日益发达，社交媒体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对立。虚假消息可以瞬间扩散，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

第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相互呼应，对冷战后初期占有强大话语优势的新自由主义形成猛烈冲击。民粹主义指的是在社会中下层中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潮，其特点是对传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思想的叛逆，对公正缺失、贫富分化的强烈不满。但是民粹主义缺乏建设性，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往往仇视移民，盲目排外，形成反全球化、单边主义的逆流。

第四，世界各国的政局动荡此起彼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后的“民主化浪潮”消退，强人政治和威权政体回潮。在西方国家，民众对政治体制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普遍下降，美国等一些国家出现了危机。

第五，全球范围的人口发展失衡。南亚、中东、非洲的人口增长迅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粮食供应紧张，中青年失业现象严重。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地区和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劳动力短缺。移民（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引起很多国家社会分裂的重要因素。

第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突出。新冠感染等传染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出现严重赤字。

第七，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地区冲突加剧。东南亚、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出现了持续的武装冲突。近年来拥有核武器、谋求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军备竞赛和大国战争危险再度出现。

第八，技术创新加速发展，改变了当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方面，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可以解放生产力，促进人类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可能服务于危害人类安全的目的，制造更可怕的杀人武器；或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进行网络诈骗，威胁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

与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政治趋势同步发展的，是国际安全格局出现的重大变化。此处所说的“国际安全格局”，指的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力量是哪些？它们在国际安全领域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对比如何？等等。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的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安全格局走向多极化。但是，冷战时代形成的美国安全同盟体系却没有消失，反而在失去主要假想敌的情况下，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扩张和强化。北约成员国从冷战结束时的16个，扩大到 2024年6月的32个。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领导的“志愿者同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999年美国纠集其北约盟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解体。

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得到其部分盟国支持，推翻了阿富汗的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国际声望损失。美军被迫于2021年撤出阿富汗，重新掌控阿富汗政局。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确认了“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于 2022年正式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文件。美国印太战略在安全领域的目标，是强化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双边关系，拓展“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澳英美联盟”（“奥库斯”）等多边关系，鼓励欧盟、北约等域外盟友介入印太事务，加强美国作战力量的前沿部署，推进美国安全同盟作战力量的跨域融合。不言而喻，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美国霸权，阻挡中国崛起。

中国在冷战后的多极化安全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早在20世纪90 年代就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国际安全理念的新安全观，即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原则，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30多年来，中国和东盟聚焦共同安全需求，拓展防务安全领域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担负起维护地区安全的共同责任，成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于2001年一起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共同打击、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现在上合组织已经扩展到9个成员国、3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凝聚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 2006年正式建立以来，金砖各国积极践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协调重大政策立场，积极应对安全风险挑战，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综合实力和全球治理能力显著提升。金砖机制已经成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关键平台。2024 年1月，金砖国家成员国从5个扩大到10个，还有许多国家表示了加入的意愿。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道，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稳定、良性互动的积极态势。

不难看出，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作用，比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如欧盟、东盟）要大得多。法国提出了欧洲要建立“战略自主”的观念，但没有落到实处，其他欧洲强国也没有做出明确回应。俄罗斯声明要“尽一切努力形成一个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体系”，然而具体形式尚不明确。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突出，并且正在向中东和欧洲伸出其安全触角，却很难形成超出本身地理范围的长远安全构想。

中美两国在国际安全的观念和实践方面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一是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争取多结友，少树敌；美国则延续冷战时期结成的军事安全同盟，并且将其强化、扩大。二是中国在安全领域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线，而美国把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类，以图孤立和打击对手。三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以经贸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国际安全，而美国拉拢盟国，在经贸领域对战略对手采取“脱钩断链”政策，在高技术领域实行“小院高墙”手段。四是中国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坚持劝谈促和（例如 2023 年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不干涉他国内政，而美国往往在地区冲突和他国国内政治分裂中明确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激化矛盾。五是中国在对美关系中倡导“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而美国却把中国视为长期的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安全威胁。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以来，特别是自 2022年 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动，出现了某些混淆是非的概念和令人担忧的趋势。一些西方政府官员、专家和媒体企图将世界“阵营化”。他们根据各国在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立场，将世界划分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家为代表的“东方”，以及印度、埃及、南非、巴西等拒绝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队的“全球南方”。他们渲染中俄朝伊组成了“反美阵营”，否认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

美国企图将它主导的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转变为针对中国的多边军事同盟。美国还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在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支持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以对冲中国已进行了十年的“一带一路”建设。西方一些官员和战略界人士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同中国大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愿望相提并论，企图在对俄罗斯心存疑虑的国家中煽动“”，同时挑拨中俄关系，阻碍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

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还在不断变动中，难以对其做出清晰地描述。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仍然占据较大的力量优势和话语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在“全球南方”的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制衡着美国的霸权主义。俄罗斯的实力在俄乌冲突中受到削弱，需要维护同中国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印度雄心勃勃，企图利用东西方矛盾，争当世界强国，同时在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态势中维持微妙平衡。在这样的安全格局下，不仅需要看到对我国的挑战，更需要抓住挑战中孕育的重要战略机遇。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全方位、复合型、多层次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第一，毋庸讳言，对我国造成最大安全威胁的外部力量来自美国。习在 2023 年 3 月 6日指出：“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近十年来，中美关系从“利益攸关方”和“新型大国关系”的模糊表述走向清晰。美国现在明确把中国定位为对它最大的中长期安全威胁和全球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近年来，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行政当局和国会，都把对华关系的本质定位为“战略竞争”。美国民间舆论对中国的看法趋于负面。同时，美国政府力图保持同中国领导层和军方的接触，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的一些问题上寻求合作，避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

在政治方面，美国粗涉中国内政，以涉疆、涉藏，以及人权和中国香港等问题为借口，对中国官员和公务人员实施制裁，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企图以外交关系孤立中国。在双边经济关系中，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超过了对商业利益的考量。曾经被视为双边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合作，近年被美方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美国有意减少对我国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对我国打压的力度。在军事领域，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扩大军事力量部署，频繁派遣舰船和飞行器进入我国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挑衅性的侦察活动。同时，美方却要求恢复各个层级的中美军事交流，建立“热线”和危机管控机制，开展核军控谈判，商讨人工智能军事化问题，企图削弱我国的斗争锋芒。

第二，“”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獗，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024 年1月台湾地区进行了地方选举，长期坚持“”主张的候选人当选为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当局为了对抗大陆，竭力迎合美国的对华压制政策。美国则不仅向台湾地区出售各种武器装备，还强化在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美军特种部队近年来向台湾地区派出顾问，帮助训练台湾军队。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2023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以过境为由，又到美国从事政治活动。

台湾地区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地区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在中美两国元首 2023年 11月的旧金山会晤中，美方重申“四不一无意”承诺（即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却在加强美国和台湾地区关系的同时，呼吁中国克制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活动。这些事态发展，挑战着我国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问题的底线，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加紧准备用非和平方式防止国土（台湾地区）分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第三，乌克兰危机、加沙地带危机、红海航道危机等地区冲突，加剧了欧洲、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当地经济遭受重创，人员伤亡惨重，对国际安全与和平造成威胁。这些危机和冲突影响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建设，也损害了中国在海外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

俄乌冲突让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造成最混乱、最危险的安全局势，以及最激烈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阵营化对抗，使世界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家群体外交分裂。俄乌冲突长期化，将使北约继续扩大并加强军备，更加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也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风险。2023年10月以来的巴以暴力冲突，使巴勒斯坦正式建国遥遥无期，国际救援更加困难，区域内的族群宗教矛盾愈发尖锐，中东各国经济备受打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接连发生军事政变。萨赫勒地区国家普遍陷入袭击、有组织犯罪危机之中，几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安全形势相当严峻。

第四，我国周边的潜在安全风险上升。在南海方向，菲律宾对美国开放了更多的军事基地。2023年初美国和菲律宾进行了联合军演，美国出动了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海耀武扬威。菲律宾不断在仁爱礁、黄岩岛等南海岛礁发起挑衅。在东南亚，缅甸军政府与反对派地方武装的冲突远远没有平息，中缅边境贸易几乎停摆，中国在缅甸投资的标志性设施印度洋皎漂港建设进展迟缓。在朝鲜半岛，朝韩双方关系明显恶化。美韩之间的联合军演不断推出，朝鲜则不断试射导弹予以回应。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可能会迫使朝鲜直接动用核武器。在我国的西南方向，控制下的阿富汗仍然遭到极端势力的侵扰，有发生动乱的可能。巴基斯坦是对中国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友好邻邦，但巴基斯坦近来政局不稳，还遭到印度的军事压力。印度与中国之间长期存在领土争端，边境局势时紧时松。美国想让印度成为牵制中国的一个战略伙伴。印度对印度洋北部有一定的控制权，企图破坏中国和马尔代夫的关系，在需要时限制中国的海上运输。

最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同我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密切相关，需要动用我国更大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加以应对。

同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相比，我国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动荡、混乱、分裂、难以预测的世界。我国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挑战越发严峻，需要构筑复合型的战略思维予以应对。首先，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应当长期坚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就应该继续明确在台湾地区问题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增强“时和势始终在推进祖国统一力量这一边”的信心。尽管的赖清德上台执政并坚持“”言行，但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台湾地区的“建交国”越来越少，台湾地区民众不愿因“”而发生战争。美国少数政客公然声援“”，但政治主流和民意主流继续支持各届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加大遏制分裂的工作力度，另一方面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前景要保持充分信心。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为改善现存国际秩序、支持发展中国家权益做出更大努力。应继续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在俄乌冲突上做出劝和促谈的切实努力。俄乌冲突扩大或久拖不决，将严重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地位并损害我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重大挑战。同时，应重视巴以问题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地位，继续与中东国家紧密合作，寻求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路径。

其次，应牢固树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观。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许多国内政策就是国际政策，国内宣传和国际宣传日益融为一体，国际挑战就是国内挑战。我国要影响外部世界，影响外国对华态度和政策，塑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最重要的是做好国内的事情，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

最后，尽管美国确定了以中国为长远竞争对手的遏制战略，美国朝野仍然存在主张中美关系稳定、维持经贸等领域对华合作的积极因素，应善于加以利用。也应努力改善同欧盟、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关系，谨慎处理现有分歧，减少摩擦。增进同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扩大我国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扩大朋友圈，缩小对立面，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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